來源：秦朔朋友圈

“關稅”（tariff）是特朗普最喜歡的詞。2024年10月競選總統期間，特朗普在芝加哥經濟俱樂部接受彭博社總編輯John Micklethwait采訪時說：“對我來說，字典里最美的詞是‘關稅’（tariff），這是我最喜歡的詞。”

特朗普在第一個任期就施行貿易保護主義，針對中國、歐盟加征關稅，打貿易戰，從2018年年中一直打到新冠病毒來襲。中國的確深受影響，估計特朗普認為這是他的貿易戰的“功勞”，所以第二任期“再接再厲”。

2025年1月20日，執政第一天，特朗普就發布了一份總統備忘錄，其中提到，美國政府機構應當運用關稅等手段，制定適當的措施來應對美國的貿易逆差等問題。

這一條被視作是“普遍關稅”（across-the-board tariff）的修訂措辭。去年，他在競選總統期間主張對所有進入美國的進口產品征收超過10%的關稅，這項無差別關稅被稱為“普遍關稅”。

一周后的1月26日，特朗普宣布對所有進入美國的哥倫比亞商品征收25%的關稅，以報復哥倫比亞拒絕接受美國遣返的非法移民。第二天，哥倫比亞就范，特朗普馬上撤銷了關稅。

又過一周2月2日，特朗普正式簽署行政令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至美國的非能源商品征收25%的關稅，對中國在現行關稅基礎上再征收10%的關稅，3月4日生效。我們本來年初五迎財神，結果迎來了一個萬稅瘟神。

美國這個針對其前三大貿易伙伴、覆蓋其42.9%進口商品的史上最大單日關稅行動，標志著特朗普2.0關稅武器的全面升級。

從加征關稅依據的政治程序來講，這次特朗普又創造了一個“第一”。他是第一個援引美國1977年頒布實施的《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前身是1917年的《對敵貿易法》）實施關稅政策的總統。該法案授予總統繞開國會、通過發布行政令實施貿易政策的權力。

總統也可以援引特定貿易條款（201、232、301、122 和338 條款等）發布行政令實施貿易政策，但是這個方法必須首先進行相關調查，耗時費力，不如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簡單快捷。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時就多次援引該法案達到目的，熟門熟路，所以這次就職第一天就發布第10886號行政令，宣布美國南部邊境因非法移民、非法藥品和毒品入境問題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2月1日又頒布行政令，擴大國家緊急狀態的范圍，將所謂的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政府未能有效管控芬太尼等非法藥品出口問題也視為對美國的不同尋常和異常的威脅。緊接著第二天就簽署行政令對以上三國加征關稅，一氣呵成。

2月3日，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邊境問題上對美國讓步，特朗普同意暫緩加征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

又一周后，特朗普宣布對所有進口至美國的鋼鐵和鋁征收25%的關稅，3月12日生效。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國鋼鋁的主要進口來源地。特朗普這次特別強調，相關要求“沒有例外和豁免”。

2月13日，特朗普又宣布了最新的關稅決定：在未來幾周或幾個月內對其他國家加征“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即對方收美國多少關稅，美國就收對方多少關稅。不過這項政策實施起來比較麻煩，需要對每件商品進行稅率核算。

據統計，這涉及5000多種商品、186個國家和地區，需要進行約930,000項核算。根本算不過來。所以特朗普將生效時間從前幾天說的“立即生效”改成了“不遠的未來”。

2月14日，特朗普又稱，最早將于4月2日對進口汽車征收關稅，以保護本土汽車工業。不過尚不清楚這一政策是否適用于所有進口汽車。

特朗普現在已經跑通了一條繞過立法機構以及其他一切羈絆、隨心所欲地加征關稅的捷徑，主打一個隨性、任性。他通過這些讓人眼花繚亂、膽戰心驚的關稅政策到底要達到怎樣的政策目的呢？這些目的是否真的能夠達成呢？

目的不外乎兩種，物質方面是revenue收入，精神方面是revenge報復。

首先，特朗普要增加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關稅由美國聯邦政府征收，屬于聯邦政府財政收入，這是顯而易見的，問題是，關稅是由誰支付的呢？特朗普是否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這是個謎。

坊間普遍的觀點是他不知道。他真心認為關稅是由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外國人”支付的，他在多個場合十分肯定地表達這個觀點，義憤填膺地表示不能讓外國人占美國人的便宜，情真意切，不像是裝的。

這個觀點從理論上講、長期來講、在均衡狀態下來講，可以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中、短期來講、在向均衡狀態調整的過程中可以是非常錯誤的。

外國公司將商品出口到美國，美國進口商到美國海關支付關稅，所謂清關，取出貨物，在美國銷售。直接支付關稅的是美國公司，而不是外國公司。

當然這筆費用最終由誰來支付，歸根到底取決于雙方的議價能力。如果美國公司必須從這個外國公司采購貨物，那么它只能自己支付這筆費用。如果美國公司有很多選擇，完全不必從這個外國公司采購貨物，而這個外國公司只有這一個客戶，那么美國公司完全可以要求這個外國公司以降價或者其他方式支付這筆費用。大部分時候，情況落在這兩個端點形成的數軸的中間的某一點。

目前美國公司的情況比較靠近前者。比如從中國進口商品的美國公司，短期來講，不太可能找到比中國商品性價比更高的替代者。到沃爾瑪超市購物，但凡中國制造（Made in China）的東西價格都低得令人感動，而美國生產的東西都貴得令人心痛。

中國生產的一套很像樣的服裝不及美國出產的幾顆白菜（Napa Cabbage）的價格。如果是在Publik超市（比沃爾瑪高端一點），白菜按重量賣，一顆大一點的白菜得近20美元。當然，白菜可能不是很好的參照物，美國人似乎不太愛吃白菜，所以可能種得少，特別貴。

不過總體結論依舊成立，中國的產品價廉物美，所以美國公司愿意進口。短期來講，美國公司很難從其他國家進口如此價廉物美的東西。一是其他國家未必有如此勤勞智慧的人民，對報酬、工作條件、環境保護等要求如此之低；二是就算有，供應鏈的轉移也需假以時日。所以，短期來講，從中國進口商品的美國公司必須承擔關稅成本。

那么它們會不會把這個成本轉移給消費者呢？這同樣取決于兩者的相對議價能力。2月11日，沃爾瑪首席財務官John David Rainey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沃爾瑪將不得不對受關稅影響的商品大幅提價。消費者在零售巨頭面前沒有議價能力。

所以，最終，通過議價能力的傳導機制，美國消費者將承擔特朗普提高的關稅。

也就是說，美國政府通過加征關稅增加的財政收入其實來自美國老百姓的腰包。可見，如果議價能力強，那么關稅由“外國人”支付；如果議價能力弱，那么關稅由“自己人”支付。美國零售業協會估計，特朗普的新關稅將讓消費者多支出460億至780億美元。這好比對自己國民加征稅收。

可悲的是，這種稅收直接影響低收入人群的生計。對于美國聯邦政府每年四五萬億美元的財政收入來講，增加幾百億只是區區一點點，但是對低收入人群來講，這是面包、雞蛋和奶粉錢。政府從他們口里摳錢不太厚道。

不過，美國的稅收向來如此，越有錢的人承擔的稅率越低。像巴菲特這樣有良知的富豪實在看不下去，曾多次提請美國政府注意這個問題，要求政府增加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富人的稅收。

2011年8月，巴菲特甚至在《紐約時報》發表專欄文章，認為美國現行法律對億萬富翁過于“友好”，應向他們多征稅。2011年9月19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出向富人增稅建議，以確保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豪所得稅率不低于中產階級。

奧巴馬把這一條建議稱為“巴菲特規則”或“巴菲特稅”。后來人們戲稱其為“富人稅”。民主黨力推這個“公平稅收法案2012”，但未果。

美國普通中產階級支付的邊際稅率為15%至25%左右。對更富有的中產階級而言，大部分收入可能需要繳納35%的邊際稅。然而，投資收入的稅率卻不超過15%，比工資稅率低很多。這意味著靠資本獲得收入的人承擔的稅率比靠勞動獲得收入的人承擔的稅率低得多。

巴菲特自己舉例說，他2010年的稅單總額為640萬美元，只占他應納稅收入的17.4%。而巴菲特辦公室20多名雇員繳納的平均稅率卻高達36%，這很不公平。

比爾·蓋茨十分支持巴菲特，并提供補充意見，認為提高對富人征稅的重點不應該是其收入所得稅，而應該是遺產稅、資本稅等稅種。

在建議征收“富人稅”的同時，巴菲特還提出了降低窮人稅賦的具體方法。2020年疫情暴發后不久，巴菲特在奧馬哈接受雅虎財經總編輯Andy Serwer的獨家專訪，他建議政府針對低收入至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特別是有孩子的夫婦）免征勞動所得稅，而且是每月抵免，而不是一年一度抵免，畢竟賬單多半是每月支付，而不是每年支付。

對于“富人稅”，特朗普與巴菲特的態度完全相反。特朗普對于自己巧妙地鉆空子避稅的能力十分得意，在2016年競選總統第二次辯論時，甚至介紹了避稅經驗，他說：“把資產記為費用或損失，?可以有效減少該資產的價值和收入，費用中很大一部分是折舊。”他還聲稱巴菲特獲得了巨額稅收扣減。

第二天，巴菲特就發表了一份聲明，詳細說明他的稅務事宜：“本人2015年的納稅申報表顯示，經調整后的總收入為11,563,931美元，當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為1,845,557美元。往年的納稅申報表也反映了類似情況。我從1944年13歲開始，每年都會繳納聯邦所得稅。”

2021年7月1日，特朗普公司及其首席財務官魏塞爾伯格因涉嫌財務造假及稅務犯罪，被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院起訴。2022年8月，魏塞爾伯格正式認罪，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魏塞爾伯格轉為污點證人，指認特朗普集團。2022年12月，美國紐約州最高法院正式裁定，特朗普集團稅務詐騙等17項刑事罪名成立。

特朗普對稅收的態度一向是“減稅”，不過是針對富人減稅。而真正希望針對窮人減稅的是民主黨的總統（比如拜登）和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比如哈里斯）。

你可能會認為窮人會支持民主黨以及民主黨的總統和總統候選人，然而事實正相反，把特朗普再次抬進白宮的主要是窮人，和上次一樣。

這是為什么呢？

這可能和特朗普號稱的加征關稅的第二個目的有關，就是revenge報復。他號稱加征關稅可以逼企業家把工廠從國外搬回美國，為美國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幫助美國人民把被“外國人”搶走的飯碗奪回來。

然而，仔細分析，美國人真的能做、愿做所謂被“外國人”搶走的工作嗎？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苦、累、臟的活，報酬又很低。

美國曾經有過很多紡織廠，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爾和哈撒韋早先就是他收購的美國北部新英格蘭地區的兩個紡織廠。經過20多年的掙扎，巴菲特最終于1985年關停了紡織業務。

紡織業先是從美國北部轉移到美國南部，然后又轉移到了外國。美國也曾經有過很多鋼鐵廠，工業革命時期，美國生產制造業十分發達，在東北部五大湖及其附近地區形成了一個“制造業帶”（Manufacturing Belt），現在成了“銹帶”（Rust Belt）。

如果現在有人提議要讓紡織業重回美國，美國人會覺得此人腦子有毛病；但是現在特朗普提議要讓鋼鐵業重回美國，重振“銹帶”，美國人覺得他是救世主。

紡織業在美國消失了，鋼鐵業基本上也消失了，但是美國經濟并沒有停滯不前。實際上，美國經濟扶搖直上。2016年，巴菲特在致股東信中指出，自1930年自己出生以來，美國人均GDP已經增長了近六倍。他說：“美國現在就很偉大，將來也將很偉大。”直指特朗普的競選標語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

八年后的今天，美國GDP從2016年的18.8萬億美元上升到2024年的29.2萬億美元，而人口只是略有增加。股票市場指數連創歷史新高。1930年巴菲特出生那一年，道瓊斯工業指數（簡稱道指）為250點。2016年12月31日為19,762點；2020年12月31日為30,606點；2024年12月31日為42,544點。從數字來看，美國偉大不偉大，和誰當總統關系不大。

雖然美國的“制造業帶”成了“銹帶”，但是又出現了硅谷，計算機行業蓬勃發展，然后是互聯網，現在是人工智能，再后面是人形機器人。可見，只要制度能夠激發人的創造力，就會有一浪高過一浪的創新不斷促進經濟的發展。又何必刻舟求劍，非要把低端制造業弄回來呢？已經爬上食物鏈的頂端了，又何必要爬下去和獵物爭食物呢？

當然，這是從美國經濟的整體、長遠來講的道理。但是對于眼下“銹帶”那些被時代淘汰的人，應該怎么辦呢？

巴菲特認為：“政府應該讓他們在市場體系里找到歸屬感，隨著美國這只經濟大鵝不斷產下金蛋，讓他們分到更多的份額。”他把美國比作一個有眾多孩子的富裕家庭，他說：“如果你有六七個孩子，有可以傳承的一份家業，你肯定會選最能干的那個孩子繼承家業，因為市場體系要求如此，但同時，你也得確保7個孩子都能參與分享家族的財富。”

也就是說，美國政府應該為那些不太能干的子民提供足夠的福利、醫療、教育，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并確保他們的后代與富人的后代享有差不多的教育機會，以獲得良好的工作機會，提升社會地位。

對于弱勢人群，確保機會平等和社會流動性，是一個政府對他們最負責任、最有效的幫助。

試圖把過時的飯碗從外國人手里搶回來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搶回來了，他們也不愿意干、不會干，他們的子女更不愿意干、不會干。而全面開打貿易戰，就更不應該了，因為最終受傷的還是這些人。

這讓人不得不懷疑特朗普這樣做到底是為了誰？如果他真正為窮人著想，為什么要提高關稅？當然正如前言，他很可能真心相信關稅是由外國人支付的。

但是，他為什么不愿意提高每小時最低工資？哈里斯在競選時承諾，如果當選總統，將把每小時最低工資從當前的7.5美金提高到至少15美金。但是特朗普就是不愿意承諾，哪怕被一再追問。

諷刺的是，最支持特朗普開打貿易戰的正是這些窮人。為什么呢？打貿易戰，提高關稅，把飯碗從外國人手里搶回來，這樣的敘事特別能打動人，因為里面包含了恐懼、仇恨、報復、獲勝等多種最原始、最本能、最強烈的情緒成分，所以情緒價值拉滿。

除了revenue收入和revenge報復，特朗普加征關稅的第三個目的是把關稅作為談判的籌碼，以在移民問題、毒品問題，甚至領土問題上獲得談判的主動權。

他一邊甩著加征關稅的鞭子，一邊將“墨西哥灣”改名為“美國灣”，揚言武力奪取格陵蘭島，聲稱將擁有、接管加沙，甚至繞過烏克蘭直接和普京談判俄烏停戰協定，令人瞠目結舌。

然而，銹帶的川粉歡呼雀躍，他們在多年失落后終于找到了再次偉大的感覺，再次成了“偉哥”。盡管這種感覺并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收入、更好的生活，實際上很快他們可能連中國制造的東西都要買不起了，但是他們感覺超好。

特朗普早就掌握了如何獲得這些人支持的流量密碼，不必提供面包，只需提供精神鴉片。“特朗普給民眾投喂精神鴉片”，這話不是筆者的原創，是引用副總統萬斯的話。

當然，這是萬斯在尚未投奔特朗普前罵他用的話。他說特朗普是希特勒，是販賣虛假希望、精神鴉片的毒販子。

然而，歷史一次次證明，就是這樣毫不猶豫、毫無愧疚地利用人性之脆弱與邪惡的毒販子最得人心。丘吉爾說：“和一個普通選民聊五分鐘，就能找到反對民主制度最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