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導鄧建鵬，本文發表于《人民論壇》2023年第23期
作為區塊鏈技術與數字作品（如數字圖像或數字音樂）等相結合的新事物，數字藏品（Non-Fungible Token，國外簡稱“NFT”，多譯作“非同質化通證”，以下依國內行業約定稱為“數字藏品”）在數字作品領域引起轟動，影響了作者、發行人、發售平臺及買家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作為新興業態，國內數字藏品存在不少亂象與法律風險。因此，需要針對數字藏品現狀，分析其存在的問題，推動行業規范化發展。
數字藏品是在區塊鏈系統上，由特定程序生成，基于鏈上技術標準協議（如ERC-721等）發行的不可復制、難以分割的通證（Token），作為儲存在區塊鏈賬本中的一個數據單位，以其記載的信息確認所映射的數字作品權利歸屬。作為非同質化通證，數字藏品與同質化通證（FT，Fungible Token，如比特幣）相對，其“非同質化”體現在每個數字藏品擁有唯一數字標識，記載創建時間、交易記錄等信息，每個數字藏品獨一無二，不可篡改，不可分割，不能互相替代。數字藏品的數字標識成為確定數字作品權利歸屬、證明原創真實性及體現稀缺性的載體。數字藏品使用區塊鏈技術標識特定數字作品，每個數字藏品映射特定區塊鏈上的唯一序列號。諸如文物外觀造型、門票、潮玩、盲盒、卡牌、畫作及表情包等都可以“鑄造”成數字藏品發布。
數字藏品之于所映射的數字作品，正如房產證之于其所記載的房產。房產可以由多人按份共有，但房產證文本用于證明房屋所有權歸屬，不可分割。比特幣之類的同質化通證可被分割，分割后不減損各部分的價值。數字藏品之間不能像比特幣那樣1：1互換。比特幣或以太幣等同質化通證屬于種類物，這決定其無法錨定鏈外特定資產并提供獨一無二的憑證。對于原創數字作品，數字藏品具有界定其權利歸屬、權利公示及權利證明等功能，為數字作品的交易、流轉和收益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便利。
在過去，人們可輕易獲得無差別的數字作品復制件，數字作品的價值因此被低估，作者創作動力受到壓制。數字藏品通過區塊鏈技術手段創造稀缺性（不可分割和不可復制），引發人們對數字作品的收藏欲望——如果收藏者知道某個數字作品存在可被證明的原始版本，他們就有可能渴望得到這個作品?；ヂ摼W曾為數字作品的低成本復制、傳播等侵權行為創造了條件，原權利人自證數字作品權利合法性、尋找侵權證據及維權均存在困難。數字藏品無法復制但容易技術驗證，通過發售數字藏品的形式推動數字作品流轉，存儲于分布式賬本的智能合約信息將無可辯駁地證明自身的唯一性。其他人可以擁有顯示相同數字作品內容的副本，但只有數字藏品持有人能證明其所訪問的數字作品具有可驗證的合法來源。因此，區塊鏈技術的運用降低了確權難度。
數字藏品所映射資產的價值是影響數字藏品價值的重要因素。傳統藝術品（如梵高的《向日葵》）的價值通常由特定物理載體和內容共同定義。而依托互聯網傳播媒介，數字作品可低成本無限復制，副本內容完全一樣，此時作品對特定載體的依賴可有可無。映射數字作品的數字藏品價值源于數字作品自身的價值，但數字藏品本身的獨特性也可能使之成為具有收藏價值的數字資產。數字藏品記載了自身的創建信息、交易信息等獨特內容，這些信息可能成為價值來源。例如，2021年6月，萬維網之父蒂姆·伯納斯·李以540萬美元的價格拍賣了萬維網源代碼的NFT。盡管萬維網源代碼早已公開，持有其對應的NFT并不代表享有萬維網相關應用程序的任何所有權，但該NFT的價格仍被認為反映了與其歷史意義相稱的價值。
自2018年至2020年，國外數字藏品（NFT）市場規模增長了825%，買家增長了144%，賣家增長了113%。據Crypto Slate（cryptoslate.com）統計，在2022年，數字藏品全球交易總量高達555億美元。一些數字藏品發行和交易案例突破了人們對數字作品價格標準的固有想象。比如，在2021年，佳士得拍賣行以6935萬美元天價拍賣了數字繪畫藝術家Beeple的作品《每一天：最初5000天》（Everydays：The First 5000 Days），成功競拍者的加密貨幣數字錢包中收到代表作品所有權的數字藏品，引起拍賣行業的轟動。又如，區塊鏈公司Injective Protocol將其所有的藝術家班克斯（Banksy）的繪畫《白癡》（Mornos）燒毀，隨后為《白癡》發行名為《燃燒的班克西》（Burnt Banksy）的數字藏品并拍賣。
近年，國內同樣掀起數字藏品熱潮。根據2022年世界人工智能大會（WAIC）上發布的中國數字藏品產業發展報告，2021年我國數字藏品市場規模約為1.5億元，預計2026年將達到150億元，5年市場規?；蛟鲩L近百倍。2022年7月，中國郵政宣布成立全球首個元宇宙概念虛擬郵局“元宇宙郵局”，發布元宇宙郵局首套8款AI“航天主題”郵政數字藏品。上海博物館“海上博物”數字藏品平臺及背后的“上博鏈”是其自行研發的首個數字藏品平臺及區塊鏈技術體系?！昂Ｉ喜┪铩泵恳淮伟l行數字藏品，均會有一件藏品進館收藏，最終形成涵蓋文物、藝術、創作等豐富內容的線上文化博物館。總體而言，數字藏品仍在早期發展階段，區塊鏈技術設施完善、文創能力強、資金充沛、IP資源豐富、宣發實力雄厚及能結合已有產業構建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數字藏品將大概率勝出。
然而，數字藏品行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風險。2022年5月中旬以來，國內大量數字藏品價格出現巨大動蕩甚至“腰斬”，名不見經傳的平臺被傳出跑路、清退或裁撤等消息。行業遭遇“寒流”，亂象叢生。Crypto Slate（cryptoslate.com）統計，2022年全球數字藏品交易中46%的交易額涉嫌炒作、對敲，存在非法金融活動風險。一些新成立的數字藏品平臺實際控制人不明，存在極度投機與炒作隱患；一些平臺定價規則不明；有的平臺出現“老鼠倉”式交易；有的數字藏品版權合法性存疑；一些小平臺動輒跑路，導致買家無處投訴。具體而言，數字藏品行業事實上存在不受限制的“發行權”，沖擊了數字藏品財產權利的正當性。其常見形式是未經數字作品原權利人許可，發售方擅自為特定作品發行數字藏品，此時數字藏品相關權利的合法性存疑。
在一個區塊鏈平臺上火爆的數字藏品項目，可能在另一個區塊鏈平臺上被仿冒。比如，借助信息不對稱，國內有人冒用NFT小馬系列（CryptoHans）的賬號，在中國某交易平臺發布與之類似的數字藏品，兩者的顏色、形象、細節、名稱、創作時間等信息幾乎完全一致。類似侵權行為使市場充斥大量涉嫌盜版、抄襲等違法事件，各類侵權問題應引起監管機構重視。與諸如網購交易實名制不同，公有區塊鏈上的地址是匿名（假名）的，即使被侵權也難以找到侵權者，相關平臺只能下架侵權的數字藏品，同時因未盡審慎義務而可能承擔連帶法律責任。這種狀況誘導侵權者隨意盜用他人作品，發行數字藏品出售，并借用區塊鏈匿名（或假名）交易掩護其真實身份。
在內容方面，一些平臺資源有限，所發行的數字藏品的內容同質化嚴重，行業惡性競爭。如，基于徐悲鴻等著名藝術家的畫作而發行的數字藏品同一時間在若干平臺發售或拍賣，引起公眾爭議。國內數字藏品合規要求較高。為避免潛在的法律風險，如將數字藏品炒出天價，頭部平臺多禁止數字藏品再度交易，平臺只限數字藏品發行及買家購入后轉贈，且轉贈時間受嚴格限制。若數字藏品公允價值不高卻被推手炒到天價，可能涉嫌詐騙罪；數字藏品的權益份額化交易，可能違背金融監管法規或涉嫌非法經營罪。對法律風險的憂慮使頭部平臺的流轉模式單一，平臺盈利有限，藏品短期升值空間不大，很難使行業長期受買家熱捧。多數平臺不大可能有能力持續大量發行具有高度創意、引起公眾關注的熱門文化IP藏品，長期以往，市場萎縮乃情理之中。
通常，數字藏品具有區塊鏈去中心化技術基因，信息不能被篡改，有很高技術可信度與安全性，鏈上信息公開透明，藏品交易與流通信息可追溯，但這只是基于公有鏈一般狀況而言。而國內數字藏品多依托聯盟鏈或私有鏈。藏品發行數量和流轉信息等關鍵信息缺乏透明度?；诼撁随溁蛩接墟湹臄底植仄?，其數據多被托管于中心化服務器，面臨兩大風險：第一，如果服務器所屬特定公司停止運營，數字藏品指向內容可能不復存在，特定數字藏品可能一文不值，數字資產的權利失去依憑的基石；第二，中心化服務器上的元數據易被修改，導致數字藏品映射的可能不是權利人原本期望擁有的數字作品，侵犯了持有人的合法權利。對小平臺而言，這種風險格外突出。此外，在缺乏外部監管，鏈上信息不透明的前提下，數字藏品發行數量與交易存在暗箱操作。有的平臺通過內幕交易，熱炒特定藏品。一些平臺的創始人或員工持有部分數字藏品，或利用信息優勢參與買賣∕拍賣，或通過與第三方聯合，哄抬特定藏品的價格，將價格推高后拋售砸盤，獲取巨額利益。
一些平臺發行的數字藏品價格暴漲暴跌，買家在平臺的資金無法提現，平臺未嚴格核實用戶真實姓名，誘發一些買家借機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或收益，實現洗錢意圖。一些數字藏品價格缺乏價值支撐，淪為投機工具。“莊家”通過早期交易及其它手段囤積數字藏品，拉高出貨，嚴重危害市場公平。通過調研發現，一些平臺存在典型的非法集資或欺詐嫌疑：平臺聯合所謂的“團長”，這種“團長”有自己所維護的用戶群，為特定平臺導流，平臺據數字藏品銷售額給“團長”分成。這類小平臺聯合“團長”“割韭菜”后跑路，存在欺詐嫌疑，值得關注。這類平臺借數字藏品之名從事傳銷或詐騙，影響行業整體聲譽。
其一，要加強數字藏品知識產權保護，妥善處置侵權糾紛。當前海外OpenSea等平臺的數字藏品多通過以太坊等公有鏈“發行”，國內數字藏品的發行則多在平臺自己搭建的私有鏈或聯盟鏈上，個別平臺的技術甚至與區塊鏈無關。聯盟鏈信息透明度低，但相對可控。國內平臺發售或拍賣數字藏品前，應事先承擔審查創建者的數字藏品來源合法性義務，可設置發行人保證金制度，對數字藏品創建者采取實名認證制度，強化事后追責機制，使數字藏品“發行權”被有效控制，減少數字藏品領域的知識產權侵權糾紛。
當發生數字藏品侵權糾紛后，可考慮采用“基于區塊鏈的糾紛解決機制”。區塊鏈的共識機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智能合約能為解決“適用規范”和“執行依據”問題提供有效方案。當前，數字藏品相關法律或政策還相對空白，基于共識機制和算法信任的智能合約在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可借助一般性常識和基本合同法原理，高效低成本地解決法律關系不復雜的鏈上爭議。在處理糾紛的裁決作出后，基于區塊鏈的糾紛解決機制將觸發智能合約的執行條款，自動執行裁決。這種機制解決了執行難問題，同時也避免了私人治理領域強制執行存在的正當性爭議。
其二，監管機構應鼓勵各平臺的中心化數據存儲向多中心存儲機制轉換，減少中心化存儲機構單點故障的可能性。目前國內各平臺多源于各自開發的聯盟鏈，各自為政，名為聯盟鏈，但互不聯通，實質上近似私有鏈。未來可經國家出臺產業政策，激勵各鏈跨鏈互聯，形成網絡節點更廣泛的聯盟鏈，實現多中心化存儲和多節點治理。未來區塊鏈監管政策可適度調整，監管機構進一步推動聯盟鏈同以太坊等知名公鏈對接，明確加密資產與加密貨幣的性質，助力國內數字藏品與國際接軌?；诼撁随溁蛩接墟湴l行的數字藏品，信息公開范圍有限，難以充分起到數字作品版權公示效果。單一機構控制的聯盟鏈或私有鏈易發生單點故障，無法保證藏品買家的權益。鼓勵不同平臺共同參與創建“公共的聯盟鏈”，有助于改善這一現狀。
其三，國內數字藏品為自2021年以來的新生行業，市場規模小，用戶數量少，已發行數字藏品的知名藝術家和現象級IP有限，為激勵數字藏品賦能數字作品創作，可擇機探索推動二級交易市場，及時推動行業配套監管政策的制定，鼓勵平臺探索數字藏品多場景應用，而非讓買家僅限“查閱JPG格式的圖片”。缺乏二級交易市場，行業失去活力，難以成長。不支持數字藏品流轉的平臺對許多買家而言缺乏吸引力，平臺沒有流轉手續費的收入，利潤有限。也有一些平臺進行寄售功能內測，平臺充當提供交易服務的角色，每一次轉售平臺收取一定手續費。在當前法規空白期，此類平臺近似變相成立交易所，游走于法律邊緣。因此，行業穩健發展亟需政策與法規明確加持。
其四，監管機構與自律組織應持續提示風險，推動投資者風險教育，嚴厲打擊欺詐等違法行為。當前數字藏品買家多為行業新手，新入場者很容易存在非理性消費，只關注數字藏品價格漲跌，忽視其內涵與價值。比如，一些買家購入“數字復刻文物”類型的數字藏品時，對特定文物的出土時代、屬性、用途及其在歷史中的意義并不關心，購入的意圖多是以更高價格賣給下家。衡量數字藏品的價值，買家需要關注對數字藏品所映射的數字作品享有何種權利，辨析其底層權利的內涵，正確衡量數字藏品的內在價值和市場價格，識別其稀缺性和獨特性。如果沒有合理的權利或價值作為數字藏品的基礎，單純炒作不可持續。數字作品原著作權人授予了數字藏品持有人部分著作財產權，但其著作財產權的限制程度各有不一。近年海外熱門項目“無聊猿”允許數字藏品持有人使用、復制和展示其所購買的特定藝術作品，創作基于藝術作品的衍生作品，如生產和銷售展示藝術作品的T恤等。與“無聊猿”廣泛授權不同，有的數字藏品原著作權人可能僅授權買家享有訪問特定數字作品的有限權利。數字藏品可以作為鏈外數字作品真實性的證明，在數字作品交易中則可以作為版權證明。但是，版權證明僅意味著該數字藏品所映射的數字作品是正版作品，持有這種數字藏品相當于合法持有作品真實性確認證書，取得訪問正版數字作品的資格。原著作權人（或項目方）授予買家權利的大小與數字藏品的市場價格存在直接的相關性。監管者與自律組織對于初入場的買家而言，尤應普及這方面的投資者教育，規避投資風險。
其五，確認數字藏品財產權利的法律屬性，鼓勵平臺深挖數字藏品多重應用場景。國內數字藏品的商業生態尚處于早期，遠未成熟。多數平臺熱衷簡單銷賣數字藏品，買家則是單純擁有藏品?！盁o聊猿”在世界范圍內破圈，既有諸多名星追捧，也有知名公司合作。其版權開放原則打破了傳統IP的獨家授權衍生觀念，商業機構或個人可以購買一款“無聊猿”NFT頭像，進行自己的商業開發。在數字藏品用戶基礎改善和流量效應加持下，一些中國商業公司積極擁抱以無聊猿為代表的數字藏品，以之打造品牌形象。有的新平臺開辟藝術家IP專區，為藝術家提供創作平臺、社群運營，在創作者和用戶之間形成更強的IP粘性和價值賦能。在挖掘IP方面，一些專注本土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廣的平臺開始出現，諸如“海豹數藏”推出魯派內畫、撲灰年畫等山東傳統文化藏品。數字藏品行業當前雖然遭遇各種問題，但正面確立其法律屬性，借助規范發展之路，行業創意將帶來令人矚目的遠景，激發文創領域數字化的動力。
【注：本文獲中央財經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建設項目“金融系統安全與區塊鏈監管科技”（批準時間：2021－03）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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