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年，美國監管者對于加密資產的態度猶如過山車。
前任 SEC 主席加里·根斯勒以“監管即執法”著稱，他依靠 1946 年判例 Howey 測試將任何有籌資用途的代幣視為證券，并對 Ripple 等項目提起訴訟。例如，2023 年法院裁定 XRP 在機構銷售中屬于證券，但在零售市場中不被視作證券。甚至已經通過 SEC S?1 招股書上市的 Coinbase，也因“運營未注冊證券交易所”遭到起訴。此類矛盾令市場風聲鶴唳，被冠以“SEC 效應”：每當某代幣被點名為證券，其價格往往暴跌，資本和開發者紛紛逃向監管友好的歐洲和亞洲。
2025 年美國政權更替后，政策風向出現重大轉折，新任 SEC 主席保羅·阿特金斯在接受 CNBC 采訪時表示，多數加密資產不應被歸為證券，并提出三大改革：代幣分類法、加密項目和創新豁免。他說大多數加密資產類似商品、藏品或工具型代幣，只有少部分滿足 Howey 測試的投資契約才是真正的證券。伴隨新政府撤銷多項訴訟并指示 SEC 與 CFTC 攜手制定規則，美國希望重返全球加密創新中心。
在創新豁免方面，阿特金斯承諾 2026 年 1 月推出“創新豁免”沙盒，其設想允許項目在限定期限內快速測試產品，無需繁瑣注冊，但必須公開運營報告、滿足 KYC/AML 規則，并采取投資者保護措施。輿論認為這一政策能讓區塊鏈初創企業獲得喘息空間，降低合規成本。然而，允許發行人對用戶身份進行篩選，被部分去中心化社區批評為“違背開放理念”，一些 DAO 擔心流動性池被劃分成許可和非許可兩套體系。
監管風向的轉變離不開前車之鑒。
2022 年 11 月，全球最大的加密交易所之一 FTX 在幾天內轟然倒下，其估值曾高達 320?億美元的帝國申請破產。創始人 Sam Bankman?Fried 隨后被逮捕并面臨多項刑事指控。媒體形容這一事件為“加密雷曼時刻”，數百萬用戶資產灰飛煙滅。此后歐美監管機構意識到，缺乏監督的交易所易成為龐氏騙局孵化器，報道指出，每次嚴重危機都會推動新的風險管理標準出臺，社會也開始要求更嚴格的法規框架。
FTX 的教訓促使美國政府啟動 Crypto Sprint，要求 SEC 和 CFTC 提供適用于加密資產的專門指南。與此同時，國會通過 GENIUS Act，首次承認合規的穩定幣是合法支付工具。美國財政部撤銷了禁止銀行托管加密資產的 SAB 121 規定，使得高盛、花旗等銀行能夠持有客戶的比特幣和以太坊。這些舉措標志著官方不再一味打壓，而是在學習教訓后重新設計風險防控體系。
監管收緊并不意味著行業停滯，相反，一些公司主動擁抱合規并將其轉變為競爭優勢。以 Coinbase 為例，被 SEC 起訴后，Coinbase 開發了高效的 KYC/反洗錢技術，并將這些工具作為“合規即服務”出售給其他機構。其報告顯示，通過向外部企業提供技術支持，Coinbase 的合規業務收入增長超過 215%。這一案例證明，即使監管環境嚴苛，企業仍可通過創新解決方案尋求商業價值。
風險投資巨頭 Andreessen Horowitz(a16z) 也選擇“先發制人”，他們聘請前 CFTC 主席 Heath Tarbert 擔任首席法律官，積極參與政策制定，游說監管機構為零知識證明等技術提供更寬松的監管環境。這種“旋轉門”策略不僅為自身投資項目爭取到話語權，也反映出監管與產業之間的利益博弈。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來自特斯拉，由于美國勞動法禁止公司以加密貨幣直接支付工資，馬斯克團隊通過舊版加州法例允許發放“應急預付款”的漏洞，讓員工可選擇部分薪水以穩定幣 USDC 形式獲得，然后由加密交易所每天結算。這一巧妙操作說明，在監管框架內也可以嘗試創新薪酬方案，并順應員工對數字資產的興趣。
美國政策轉向并非孤立事件。
在歐洲，《加密資產市場法令》(MiCA) 于 2024 年生效，為整個歐盟提供統一規則。歐盟證券市場管理局(ESMA)指出，那些在 2024 年 12 月 30 日之前提供加密服務的企業可以在過渡期內繼續運營，但各成員國可以自行縮短過渡期以保護投資者。MiCA 要求數字資產服務商按標準格式披露交易記錄、訂單簿和透明度數據，并提交白皮書信息，以保證市場秩序。由于各國執行過渡期的時間不同，學者擔心監管套利導致“監管拼圖”。德國等國家為了搶占市場，縮短過渡期，吸引更多公司申請本地牌照。這種差異性執行促使歐盟考慮是否由 ESMA 統一監管大平臺，以免碎片化影響競爭力。
英國則采用“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FSMA)建立多層次監管。其監管沙盒允許初創公司在受控環境下測試創新產品，監管機構從中獲取數據并調整政策。而在亞洲，新加坡和香港自 2020 年起開放“監管沙盒”計劃，發放虛擬資產交易平臺牌照，吸引交易所遷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批準了 InvestaX 與 Franklin Templeton 推出的基于區塊鏈的貨幣市場基金，允許散戶購買代幣化的短期債券和商業票據。這一基金的份額在區塊鏈上記錄，提供實時透明度和日常流動性。該例顯示，亞洲監管者更偏向“先行試錯”，以實際經驗評估風險與收益。
在發展中市場，巴基斯坦政府也簽署了與 Binance 的諒解備忘錄，將價值 20 億美元的主權債務和大宗商品進行代幣化試點。該國位于西方制裁邊緣，通過代幣化改善流動性，吸引海外資本，體現新興經濟體通過金融創新突破傳統限制的策略。當美國與歐盟還在討論監管框架時，新興市場已快速擁抱區塊鏈融資工具，這種“彎道超車”值得關注。
回頭看，美國 SEC 推出的“創新豁免”更像全球加密政策轉折的路標：從強硬執法轉向分類監管、臨時豁免與沙盒試驗。政策制定者開始意識到，簡單封堵只會加速人才外流與灰色地帶擴張；更可行的做法，是在投資者保護與創新節奏之間劃出一條可落地的邊界。
博弈仍未結束。傳統金融機構持續入場，讓區塊鏈擁有更廣泛的應用場景，也帶來新的勢力平衡：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紐交所等傳統巨頭相繼布局相關產品；世界交易所聯合會擔憂放松監管會削弱市場完整性，主張對傳統交易所與 DeFi 平臺適用同一套規則；Citadel Securities 等機構要求對去中心化協議加強約束時，Uniswap 創始人則反駁過度規制會壓制開源創新。分歧本身，正是新范式復雜度的注腳。
對普通讀者而言，理解“創新豁免”不必鉆進晦澀條文。可以把它想象成政府劃出的一塊試驗田，允許種子項目在限定期限內測試新品種，成熟后再申請正式準入。監管方愿意給出彈性空間，也會豎起圍欄——項目必須持續披露運營進展與風險。隨著細則落地，美國可能迎來項目回流，也可能推動歐亞加速推出對標機制，進而催生更通用的監管模板，讓加密生態走向更規范、更普惠的階段。
對交易平臺而言，監管競賽帶來的機會往往落在“合規落地 + 體驗降摩擦”兩條線上。
喜來順財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