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奇超、王萌、沈濤；來源：第一財經
特朗普自1月20日就職以來，積極鼓吹美國黃金時代的黃金法則，將商品“進入美國市場視為一種特權，而非權利”，自詡“關稅可以成為減少或消除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以及實現經濟和戰略目標的有效工具”，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或232條款，肆意濫用一連串關稅手段，企圖對我國在內的全球貿易伙伴加征所謂“對等關稅”，招致了美國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強烈不滿，引發金融市場大幅動蕩，終至部分政策暫緩實施90天，針對智能手機、電腦、芯片等商品的“對等關稅”甚至得到“回撤”豁免，朝令夕改的政策無疑標志著美關稅訛詐明顯是一場赤裸裸的鬧劇。
一是以邊境安全和芬太尼管控為由濫征關稅。美以此為由，已明確對中國所有輸美商品共加征20%關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輸美符合《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優惠條件的商品暫時享受零關稅待遇，對不符合USMCA優惠條件的商品加征25%關稅，對加拿大輸美不符合USMCA優惠條件的能源和鉀肥加征10%關稅。
二是對特定的產業或商品加征關稅。美已明確對鋼鐵、鋁及衍生品加征25%關稅，對進口乘用車和輕型卡車（允許從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口符合USMCA適用條件的相關整車扣除美國成分）加征25%關稅，并自5月3日起對某些汽車零部件加征25%關稅。同時，已相繼宣布對“銅、廢銅及衍生品”“木材、木料及衍生品”“半導體和半導體制設備”“藥品、藥品成品及衍生品”“加工關鍵礦產及衍生品”啟動232調查，隨后還可能對農產品加征關稅。
三是大規模實施“對等關稅”措施。美國4月2日宣布，對中國（34%）、歐盟（20%）在內的57個國家（地區）加征11%~50%不同的特殊“對等關稅”（自4月9日起實施），對其他全部貿易伙伴加征10%的基準“對等關稅”（自4月5日起實施）；4月8日宣布，對中國加征的“對等關稅”提高至84%（自4月9日起實施）；4月9日宣布，自4月10日起，對中國加征的“對等關稅”再次提高至125%實施，并對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加征特殊“對等關稅”的國家（地區）在90天內（至7月9日）暫按10%加征。
四是以次級關稅為手段打擊和孤立對手國家。3月24日，美國宣布對所有進口委內瑞拉石油、天然氣的國家（地區）的進口商品加征25%的次級關稅，該政策原定于4月2日起實施，但截至4月20日尚未實施。
一是荒謬的“對等關稅”衡量標準既不合乎邏輯也不“對等”。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關于“對等關稅”計算的解釋性文件中明確，對i國施加的額外關稅稅率△τi=（xi-mi）/（ε×φ×mi），“對等關稅”稅率為額外關稅稅率的二分之一與10%的較大值。其中參數ε和φ，分別代表關稅對國內價格的傳遞和進口需求的彈性，美方將其數值分別設置為4和0.25，巧合地相互抵消。這使得所謂的“對等關稅”稅率完全取決于美國與特定國家的貿易逆差（xi-mi）占美國從該國的進口總額（mi）的比例，并未真正體現特朗普政府反復強調“對等關稅”意在抵消的“導致貿易逆差的關稅或非關稅因素”。
比如，毛里求斯的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稅率僅為1.3%，卻面臨著高達40%的“對等關稅”；巴西一直被白宮視為貿易壁壘相對較高的國家，但因其與美國具有貿易順差而被加征10%的基準“對等關稅”。這一系列前后矛盾的說辭，無疑表明美國“對等關稅”政策設計純屬為實現政治目的而憑空捏造的“經濟巫術”。
二是強詞奪理的對等邏輯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及對消費課稅的基本原理?！皩Φ汝P稅”嚴重違反WTO最惠國（MFN）待遇、非歧視、約束關稅等最基本、最核心的規則，各WTO成員根據互惠原則在已承諾的約束關稅下自主調整適用的關稅稅率是各方的正當權益。
美國單方面強調，按WTO統計口徑，巴西（11.2%）、歐盟（5%）、印度（17%）、越南（9.4%）的簡單平均MFN關稅稅率均高于美國的3.3%，追求所謂的雙邊貿易下的數值對等，純屬霸權主義邏輯。按WTO測算，“對等關稅”方案的實施將使WTO MFN待遇框架下進行的貿易比例從2025年初的80%下降到74%，會嚴重沖擊國際經貿秩序，動搖多邊貿易體制的根基。
同時，增值稅也從來并非美國聲稱的非關稅壁壘。據國際財政文獻局統計，全球已有175個國家（地區）開征增值稅（VAT）或商品及服務稅（GST）。從稅制原理講，這些國家（地區）一般會在進口環節征收VAT并在出口環節退還VAT，VAT可在進口商品后續交易鏈條中予以抵扣，稅負層層向下游轉嫁，并最終由消費者承擔，進口商只是稅款代扣（代收）代繳者而非稅負實際承擔者，出口商也因退稅不承擔VAT稅負。因稅制差異，美國也同樣在州及市縣層面開征銷售稅，直接向交易鏈條最終端的消費者征收，進口商自然無需繳納，出口商也同樣不承擔稅負。在對消費課稅制度下，進口商品和國產貨物在任一國家（地區）內遵從VAT、GST和銷售稅的征收范圍和適用稅率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歧視”。
三是政策追求的削減貿易逆差的方法既不科學也不足以扭轉現有貿易赤字。從現實表征看，雙邊貿易失衡是美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必然結果，也是由各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加征關稅既無法修復統計口徑的錯誤，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貿易逆差。
總體上，美國進口商品以計算機電子產品、交通設備、化工、機器設備、日用品等工業制成品為主，出口商品以高技術產品、工業中間品和資源型商品為主，而當前貨物貿易統計方法是以貿易總值（各國對美出口的商品全額）計算各國出口，如果以貿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國對外逆差數據將大幅下降。
同時，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統計，2018年以來的關稅戰并未減少美國的總體貿易逆差，只是促使貿易逆差在貿易伙伴之間重新分配。當然，“對等關稅”的計算本身存在缺陷，美方刻意忽略了服務貿易收入。歐盟經濟事務委員東布羅夫斯基斯4月11日表示：“美國同我們之間保持著總體平衡的貿易關系，但如果我們細分類別，會發現商品貿易存在較大逆差，而服務貿易則存在較大順差?！卑碆EA統計，2024年美國國際服務貿易順差達2933.3億美元，占同年貨物貿易逆差12117.47億美元的24.2%，如此巧言令色之下更是透露著關稅訛詐的本質。
四是意圖通過“小院高墻”壘砌的高關稅為國內減稅籌資或是“杯水車薪”。面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反噬，美國共和黨試圖將正在設計的高達5.3萬億美元的國內減稅政策包裝為“關稅沖擊后的經濟解藥”。但從現代稅種體系看，關稅的財政收入籌集功能存在明顯缺陷，遠不如所得稅、增值稅等核心稅種。
以美國為例，2024財年美國聯邦收入4.92萬億美元，其中個人所得稅2.43萬億美元、企業所得稅0.53萬億美元，占聯邦總收入的60.1%，而關稅收入僅占1.6%（0.08萬億美元）。據美國智庫稅收基金會，在動態測算下（不考慮針鋒相對的報復），全面加征10%的關稅能在2025~2034年籌集1.72萬億美元，全面加征20%關稅能籌集2.56萬億美元。
從實際征收看，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數據顯示，自4月5日起，“對等關稅”政策累計增加的征收額僅為5億美元，1月20日以來15項貿易行動征收的關稅收入日均僅2.5億美元，與特朗普首席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聲稱的每天20億美元相去甚遠?？紤]到高關稅的重大外溢影響和國際經貿局勢的不確定性，靠理論算數湊的部分減稅收入缺口來源恐還要另求“他方”。
一是美國兩黨分歧及共和黨黨內博弈使關稅政策長期實施面臨巨大政治壓力。美國民主黨抨擊特朗普關稅政策是“魯莽之舉”，正以將美國帶回到大蕭條時期為代價，來為自我標榜的減稅法案籌資。隨著關稅戰加速升級，共和黨內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反對聲音?？纤莨埠忘h參議員蘭德·保羅強烈批評美國聯邦政府以貿易逆差構成“國家緊急狀態”為由征收關稅，他強調國會必須重新行使憲法賦予的關稅及對外貿易監督權。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表示，關稅本質上是對消費者征稅，他不贊成對美國消費者大幅加稅。4月3日，參議院臨時議長查克·格拉斯利和民主黨參議員瑪麗亞·坎特韋爾共同提出限制總統在未經國會批準的情況下單方面征收關稅權力的《2025貿易審查法案》，已獲至少7名參議員支持，激起了更為復雜的政治角力。
二是關稅政策將推高美國通脹壓力并最終讓美國消費者“買單”。美聯儲主席鮑威爾4月16日表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極有可能”刺激通脹暫時上升并可能持續很長時間，經濟增長放緩也可能即將到來。
多項獨立研究表明，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關稅的實際成本，絕大部分最終通過進口商品價格傳導至美國企業和家庭。美國零售聯合會表示，創紀錄的高關稅正威脅著占零售商總數98%，提供了超過1300萬個就業崗位的小型企業的“美國夢”。
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4月15日發布的預測數據顯示，2025年所有關稅措施將使各商品價格水平在短期內上漲3%，服裝、紡織品、食品、新鮮農產品、汽車等商品價格將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這些會使美國低、中、高收入家庭年均支出成本分別上升2200美元、3800美元和10500美元。
三是關稅訛詐及政策反復遠超市場預期并引發金融市場巨震。高盛、瑞銀、花旗等金融機構紛紛下調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大幅上調美國經濟衰退概率，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反復巨震。
自美國東部時間4月2日“對等關稅”方案公布后，納斯達克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先后于4月4日、7日跌入技術性熊市，4月9日美宣布暫緩實施特殊“對等關稅”90天，美股三大指數集體拉升，引發了民主黨人對特朗普及其共和黨成員利用關稅政策開展市場操縱和內幕交易的強烈質疑。
自2月4日美關稅戰開始以來，美元持續走弱，美元指數從2月4日開盤的108.4一路下行至4月18日收盤的99.4；美債市場遭遇拋售潮，素有“全球資產定價之錨”之稱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在“對等關稅”實施后創逾20年來最大單周漲幅，至4月11日的五個交易日內，收益率升50個基點至4.49%。這種罕見的股匯債三殺局面，正是全球投資者對美元資產信任危機的真實體現。
四是高關稅將扭曲全球市場資源配置并進一步削弱美國產業基礎。關稅作為一種政策杠桿，其后果范圍廣泛，且往往出乎意料。WTO測算，如美國繼續實施“對等關稅”，同各類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蔓延疊加一起，嚴重情況下將導致2025年全球商品貿易額下降1.5%。
從深層次看，高關稅難以實現特朗普的政治承諾。比如，關稅將通過產業鏈、供應鏈逐級傳導，使進口競爭行業擴張，并將勞動力、資本和土地等資源從其他行業（包括出口行業）吸走，加劇供應鏈斷裂與產業空心化風險，增大了美國發展制造業的難度。
又如，盡管關稅具備生產補貼效應，但其作用對象是國內產能而非就業崗位。以半導體產業為例，新建晶圓廠投資額可達200億美元，但直接創造的就業崗位主要集中于高端工程師群體，普通藍領工人的需求微乎其微，這與特朗普“銹帶復興”的政治承諾大相徑庭。
從歷史敘事看，美國自1890年以來向全球發起的麥金萊關稅（1890年）、丁格利關稅（1897年）及斯姆特-霍利關稅（1930年）三次貿易戰，均以失敗告終。此次，美國妄圖將關稅作為實施極限施壓、牟取私利的武器，顛覆現有國際貿易秩序，以犧牲全球各國正當利益服務“美國優先”，終將反噬自身，“讓美國再次偉大”無異于癡人說夢。
（劉奇超系中央財經大學國際稅務研究中心研究員，王萌系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沈濤系華東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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